今天她到得很早。实验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空调出风口发出低沉的嗡鸣。她走到自己的工作站前面,把昨天没有跑完的那组映射算法重新调出来。屏幕上弹出了安德斯·林奎斯特昨天下午发给她的内部备忘录。这封备忘录措辞极其礼貌,每一个词都经过外交级别的推敲,但核心意思很明确——既然意识映射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身上已经通过了原理验证,为什么不在健康志愿者身上测试增强效应?备忘录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伦理不应该成为技术进步的刹车,而应该是方向盘。”
她读到这句话时,手指在触控板上停了一下。这句话听起来太合理了——合理到让人很难立即指出问题所在。方向盘只能决定往哪个方向开,不能决定要不要开。而“要不要开”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单独回答。
她给周明远写那封求助邮件是在一个凌晨。她花了很多个深夜反复修改那封邮件,删掉了所有过于情绪化的措辞,把技术描述压缩到最精确的程度,在结尾把“我想见你”改成了“你还记得自己敲枕头的夜晚吗”——又删了,再改成“那个在凌晨敲枕头的人,现在还好吗”——又删掉,最后写的是:“如果你来,至少你可以亲眼看到,我正在做的事情离你当初经历的那一切,还有多远。”她按下发送键之后盯着屏幕上“已发送”的提示看了很久。她不确定这封邮件会不会被回复——不是不信任周明远,是不确定他在回调之后的长期稳态中,还愿不愿意重新接触与神经技术有关的任何事情。
回复来得比她预想的更快。只有几行字:“我会去新加坡。不是去做被试。是去看看。然后自己走回来。”张薇读了三遍。第一遍读到“不是去做被试”,第二遍读到“是去看看”,第三遍读到“自己走回来”。每一遍都在不同的词上停顿。她把邮件标记为重要,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新加坡清晨的阳光穿过菩提树叶洒在中庭的地面上。
和这封回复几乎同时到达的,是另一封邮件——来自玛丽亚·冯·舍勒。张薇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玛丽亚·冯是欧盟《神经权利多边化框架公约》的首席伦理顾问,在神经伦理学领域颇具影响。她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意识映射与人格同一性”的长篇论文,逐条分析了意识映射技术对现有法律框架中“人格”定义的挑战——如果一个人的海马体-前额叶网络的时空放电模式可以被完整映射到机器上,那么法律上“这个人”指的是原来那个有身体的人,还是机器上那个正在运行的结构?论文的结论很克制,只是说“目前的法律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