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诊室的时候，女儿在走廊里问他：“爸爸，如果报告说我有排异反应，那我高考怎么办？”
刘铮说：“不是有赋分制吗。”
女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他整个晚上都没睡着的话——“那如果赋分制也把我淘汰了呢。”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是不敢想，是根本没想到过。在他的计算里，赋分制是政策，政策就是规则的边界——你在这个边界里做到最好，就不会被淘汰。但他女儿在想的不是边界，是边界内部可能还存在另一条看不见的线。那条线不是通过努力能越过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分数。它是一个医学评估，一份排异报告，一个被擦掉铅笔字的表格。她比她的父亲更早地理解了一件事：在这个新的竞争秩序里，“保护”和“排斥”可以用同一套表格来完成。
三天后评估报告出来，孙医生用谨慎的措辞写道：“患者存在轻度亚临床排异反应，主要表现为持续性触觉异常（手指不自主动作）、夜间睡眠中断（非意识性觉醒）及TIS指数轻微升高。上述症状尚未达到临床干预标准，但鉴于患者为青少年且植入时间尚短，目前无法排除排异反应的持续性影响。建议每三个月随访一次，观察神经功能变化趋势。”他把“无法排除”四个字读了很多遍，读到他几乎不认识这几个字了。然后他把报告装进信封，放在女儿的书桌上。她放学回来自己会看。
他坐在女儿的书桌前，环顾这间自己亲手装修的儿童房。墙上还贴着她小学时画的画。那些画里没有银色的手，没有亮光，只有一个圆圈脑袋和五根粗粗短短的手指。他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在胡同口等父亲下班，每次看到父亲的影子从拐角处探出来，他就跑过去。父亲没有神经接口。父亲的手也没有效能评级。但父亲会蹲下来把他抱起来，用那只粗糙的、有茧的、冬天会裂口子的手，拍掉他裤腿上的土。他现在看着墙上那些画，想起很多年前他还没有成为那个能在家长会上分析“植入与未植入两条曲线”的人。那时候他不知道什么竞字版，什么青苗版，什么赋分制通道。他只知道跑向一个影子。而那个影子在等他。
周五下午，李知远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班主任姓郭，五十多岁，数学特级教师，平时话不多，对学生很严格但从不刻意为难。李知远进去的时候，办公室里只有郭老师一个人，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匿名举报信的打印件。信的内容很短，郭老师没有给他看原件，只是口述了要点：“有人反映你利用你母亲的职务便利，获取了赋分制尚未公开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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