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奇字”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
1932年，郭沫若先生说，这是器主的族徽（末二字殆中之族徽）《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他猜测是族徽，这是一个开始。
也只是猜测。
因为出土材料不够支撑，他的猜测。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
于是，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
到了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
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
1957年，唐兰先生更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二六、七、八等数组成，但他同时推测它们是一种西北方民族使用过的文字（《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
对于唐兰先生这个说法，也有人不认同。
后来还认为调侃说，难道古人是用电报的方式交流。
当然不是。
唐兰先生认为，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复杂，当时，他是把这种数字当作一种失传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字。
这一猜测，并未获得学界的认可，还有人觉得他这是胡来。
这些都是这个年代，苏亦能够找到的相关文章。
也是张政烺先生这个临时报告的基础。
他将商周甲金文和楚卜筮祭祷简上的数字组突破性地判断为筮数和易卦，这是张政烺先生的学术贡献。
因为从宋代以来，大家都注意到这些“奇字”（数字组）判定为筮数和易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判断。
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彻底破除了谜底。
可以说，张先生是在会议现场扔下了一个大炸弹，一下子，气氛就沸腾起来了。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确切提出“数字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后来张先生的文字里面提出来的。
于是，在会议现场讨论的时候，苏亦就很鸡贼的问道，“能不能用数字卦”来形容这些“筮数和易卦”。
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张先生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
因为苏亦的话，就表明了他是认同唐兰先生的观点，曾经关注过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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