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会谈不得不推迟到了下午。
这也是命运的巧合，七七事变时，金陵金陵政府军事领导人大多不在首都，***去了庐山办训练班，何应钦去蜀省整编蜀军，徐永昌跑到长安来会谈对日作战计划，金陵看家的就只剩下了参谋总长程颂云。下午一见面，老徐就悄悄告诉刘琨，***回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电告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先从开封附近北调一个师，另外两个师作好准备随时出动。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将领返回部队备战。金陵外交部今天下午将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通过对银河系地球历史的了解，刘琨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老常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自从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老常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老常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与滞留在庐山的老常一样，虽然知道已经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金陵的军委会代表团并没有紧急返回的意思，会谈在下午正常进行，只是多了几分紧迫感。金陵政府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作了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成立了国防决策机构，1936 年7月10日至14日，民党在金陵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百川、冯基善、刘越石等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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