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其实卖得一塌糊涂。
那时候《纽约时报》上的批评家们有的说‘读起来夸张怪异、不时显露出廉价的痕迹’，有的说‘过于散漫与孱弱，矫揉造作的刻意感会让它很快被人遗忘’。
然后菲茨杰拉德就开始走上他的末路了。嘿，后来他们又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杰作，菲茨杰拉德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
你看这世道，这群婊子养的……我他妈才不在乎他们怎么评价我的呢。我只在乎支票——只要上面数字的长度一如既往，那就证明我没有被读者抛弃。
至于其他的，Fu** Off！”
一边说着，一边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酒。
张潮听得高兴起来，斯蒂芬·金的创作理念虽然和自己有差别，但是他的创作经验和创作心态却真值得自己借鉴。
“不做分别”“只管支票”，并不是那么难懂的道理，但如果不是从斯蒂芬·金嘴里说出来，对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说服力。
也许这就是“听过许多道理，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原因。
和斯蒂芬·金的交流，他说的多，张潮说的少，却丝毫没有让张潮感到压抑。张潮像一个采访者，一点点从这个老作家这里“掏”出了真东西。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几人去餐车用了午餐。
下午又聊了一会儿，一直到3点钟，列车开进了内华达州境内，停靠在里诺站，斯蒂芬·金将要在这里下车，属于他和张潮的对话时间，结束了。
由于停靠时间足有20分钟，所以出版社在站台安排了一个简单的记者采访，作为第一次对话的总结。
不过这种采访就比较官方了，张潮和斯蒂芬·金默契地商业互吹了一波，都是应付媒体的老手了，那叫一个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送走了斯蒂芬·金，张潮也要上车继续自己的旅程了。
就在他重新踏进车厢门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喊住了他：“张潮先生，能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吗？”
张潮转过身来，发现是个南亚长相的记者——有着欧洲人的深轮廓、大眼睛，但皮肤却是棕褐色的。
记者没等张潮回答，就道：“我是《美国印度人报》的记者，据悉这次您的对话对象有基兰·德赛，请问同样作为亚洲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你认为和作为布克奖得主基兰·德赛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呢？”
张潮想了想看，道：“差距？我想大概是，我是用自己民族的母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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