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校长给整个社会提供了道德的表率——社会敬重大学，不光是因为大学传承高深知识，造就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学有道德上的承担。
竺可桢曾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或者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要现在的大学、大学校长成为社会道德重心，太书生气了。诚然，以蔡元培他们的高标准来要求，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今日的大学校长只要主观上有这个意愿，而不是什么时候都顺从上司的意志，对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态，想守住最后的底线，保有一点说“不”的能力，并非是不可能的。
大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乃是因为众人缄口；如果众口喧腾，尤其大学校长都能向先贤看齐，至少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多说真话，敢说真话，那么整个大学的生态就会逐渐改变，大学也就可以重新为自己赢得尊严。
蔡元培曾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加一句：要有良好的教育，必先有良好的大学；要有良好的大学，就要先有良好的大学校长。
说真话，是大学校长的底线。当下，能守住这条底线的校长已非常罕见。然而，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们，不仅守住了这条底线，更以他们的灵魂和骨气捍卫了大学的尊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中四人尤其值得称道，他们四人不仅是一所大学之校长，更是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他们是——
◎ 蔡元培：他践行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的的教育，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赋予北大新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青年。美国哲学家杜威说：牛津、剑桥、哈佛等校长中，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司徒雷登：没有他就没有燕京大学。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司徒雷登自己筹钱，建成一座世界一流学府。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生于中国也葬于中国，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
◎胡适：胡适1946年7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胡适温和而坚毅，为了反对蒋介石干涉学术自由，他曾对蒋直言：“总统，你错了！”这样的胆色与风骨，即使在民国也绝无仅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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