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个心中充满爱的人，这同样是公认的。
他的同事们都能时刻体会到，傅斯年对他们的关心。
比如，史语所在昆明躲避战乱的时候，傅斯年、陈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
比如，抗战时史语所到李庄不久，梁思永便胃病复发，又因感冒患支气管炎，继而转为肺结核。随着冬季来临，病情愈发严重！在生命攸关当头，傅斯年由重庆（辞去中研院总干事）赶到了李庄。
傅斯年一看梁思永、林徽因的病情和困境，顿觉情势不妙，于是他便在1942年4月给朱家骅写信求援：“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傅斯年列举了三条理由，并请朱家骅与陈布雷（蒋待从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学人，而病困至此，可否赠以二三万元救助金？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过了11天，傅斯年再次写信给中研院总办事处及朱家骅，告之史语所救治梁思永医药费报销方案等事宜，并透露了拟培养梁思永为史语所接班人的打算：“思永之生病，弊所之最大打击也。本所考古组及中博院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职务，自胃病后，不肯也。彼如出事，实为中国考古界最大损失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救治，使其病势可以挽回。”
当时傅斯年致信朱家骅时，还同时寄给国民政府经济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咏霓），两人合议后通过陈布雷向蒋呈报。当年九月，蒋从他掌控的特别经费中拨赠梁氏兄弟二万元“医疗及学术补助金”，由翁文灏转给傅斯年再转“二梁”。
傅斯年求得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是梁思永、林徽因的救命钱。
由于梁思永住的羊街8号住所光照不足有些阴湿，傅斯年特地安排在史语所租住大院打造了一处“阳光房”（玻璃阳台木地板），将梁思永抬到板栗坳居住休养。
至于傅斯年对他的弟子和下属的关心和爱护，则是时时处处。
而更传为美谈的是，傅斯年在任台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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