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法语呢？
其实也差不多。
因此，学习英语法语德语三门外语，从词根词源去记忆，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再加上有一个法语科班出身又读法国史的室友，苏亦学法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至于德语，他也只是在背单词阶段。
发音啥的，就先顾不上了。
没有办法，想要看藏文梵文史料，就必须要学会德文，因为很多史料都是德国学者撰写的。
苏亦想要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做到熟练掌握多门外语，估计很困难，短时间内也不需要，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
他现在学的就是一点皮毛，就被许婉韵说成语言天赋，苏亦哪里敢应。
对于语言学，他完全就是一窍不通。
然后大家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聊到北大东语系，聊到于道泉先生，聊到中央民院。
跑题太严重了。
好在最后又拐回来了，大家都好奇，民院哪边有没有专门从事吐蕃史研究的学者。
肯定是有的。
但是谁，苏亦也不熟悉。
他不熟悉，有人熟悉啊。
比如姚华山，就说，“中央民院这边我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西北民院，我就认识黄奋生教授，当初我们兰大恢复历史系，还聘请黄教授给我们授课，他对吐蕃史应该是有研究的。”
听到这位先生的名字，苏亦的脑海突然就浮现出一本书《藏族史略》，瞬间，可以对号入座了。
只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还教过姚华山。
所以之前马世昌说姚华山对吐蕃实史有研究，并不是说说而已。
说到学者，话题又拐回到著作。
实际上，著作这个方面，没啥好说的，八十年代事前，国内的学者都没几本著作，不是学者们水平有限，而是时代限制。
大量的著作出版，还是要等八十年代以后，可以说这个年代的著作出版，呈现出来一个井喷状态。
比如上面提及的《贤者喜宴》也是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才有出版，而黄奋生先生的《藏族史略》也是同年出版的。
十年间压抑的学术热情，开始迸发出来。
因此，现在能够引用的文献，其实很有限。
苏亦也满是苦恼，“我能找的文献也不多，藏文版史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引用，因为看不懂，而汉文版的，也只有《新唐书·吐蕃传》以及《资治通鉴》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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