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美国人表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会降低其谈话质量。在记者为《重拾交谈》一书采访人们时，受访对象会一次又一次地说：“比起说话来，我宁愿发信息。”
可恰恰是通过对话和面对面的互动，我们才学会了亲密感和同理心。通过对话和面对面的互动，我们才学会了杀密感和同理心。
科学技术让即时通信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看似社会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失去了人类的脆弱性和沟通的微妙之处（细微的社交暗示、手势和肢体接触），这些细节只能实时发生。
在使用复杂的语言之前，原始人类祖先主要通过生物学提示来沟通和联系。他们依靠面部表情、眼神交流、肢体接触、手部动作以及语调变化等方式领会他人意图、调节神经系统并建立安全可信的关系。
研究人员称这种体验为共同调节，共同调节是在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与他人的神经系统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时产生的，如果人们缺乏面对面交流互动，交谈时不用心倾听，不能发展深度关系，就会丧失共同调节思想、身体和情感的能力，随时可能崩溃，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孤独。
人类心理学家特克尔指出，人们正在步人“寂静的春天”。这当然是个巧妙的双关语，暗指上个世纪60年代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的那部伟大著作。继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看到新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之后，特克尔看到了新技术对同理心的侵犯。本来全力关注虚拟空间的她，着迷于一个新的问题：在一个许多人说他们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意交谈的世界里，面对面交谈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研究了家庭、友谊和爱情，以及中学、大学和工作场所中的人际交往。她震惊于如果人们停止面对面交谈，或者是在有电子设备的情况下不能够专注于交谈，那么人类的一种最宝贵的品质—同理心就会下降。
特克尔说：“我们比以前更孤独了，我们的孩子比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同理心更差了，在家庭聚餐中进行不间断的交谈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
2010年，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在过去30年里，大学生报告的同理心水平下降了40%，这种情况绝大部分发生在 2000年以后。此一现象很容易就可以同面对面交流的减少联系起来。
想一想“网络暴力”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有人在网上显示出残忍，我们看一看他们发表的那些恶毒的言论，就知道这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发泄情绪而没有做到理解，更谈不上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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