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将摊子车改出来了,明日亦是可以试用了,说不定明日一辆摊子车,两个人都可以满足平时所用了。
苏允勉励他们一番,便躲进了书房之中。
今日与章惇一番谈话,苏允的心情并非很好。
想及接下来的党争之残酷,苏允也是不免心惊。
以前他是担心苏轼,现在与章惇接触多了,亦是开始担心章惇了。
在苏允看来,苏轼也好,章惇也罢,不能简单用好人坏人来评断他们,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为国家考虑。
苏轼自不必说,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候,他看到了变法的缺陷,不惜己身上书,因此被嫉恨被贬谪。
而后来司马光等人要全盘否定新法,苏轼看到了新法的可取之处,再次劝告,说不该全盘否定,应该有所取舍,但又被嫉恨而再次贬谪。
有人说苏轼不会做官,但若是不顾良心,自顾惜身,只把升官当做会做官的话,苏轼的确是不会当官的。
但是国家与百姓都需要有这样的良心。
至于章惇,历史上说他变乱名实,颠倒是非,拔擢群小,布列中外,阴邪惨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动天变。
令得朝廷群阴廓开,俊杰勷征,奸回窜伏,当国七年,窃持威柄,祸及天下,勇于害贤,敢于杀人,临大变,订大事,包藏阴谋,发为异议……
这些不过是政敌的攻击罢了,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要看对手说了什么,而是要实实在在看他做了什么。
章惇一生致力于恢复新法,并修正新法的诸多弊端,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熙宁新法的缺陷,没有一味的排斥元祐时期的政策而是学习其好的政策。
任三司使期间,提出天下财赋汗漫,无以察其耗登之数请选置才士,删修为册,每年校其增亏,以考验诸路当职之官。
随后设置三司会计司,把天下的户口、人丁、场务、坑冶、房园、租额、年课之类,重新登记,使有无相通,以省察国家大计。
这些都是行之有效,对国家百姓有利的行政。
在用人上,章惇下令中外学官,不是治科、进士、上舍生而入官的人全部解除官职,解除所有凭借私人关系而任官之人的官职。
章惇独相七年,从来不利用宰相的权利赠送官爵给自己的亲信。
而且,章惇是真正开疆拓土的功臣,章惇开拓西南,从此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广西西部被真正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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