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社员多为布衣学者，不涉官场，专注艺事。即便后来沙孟海身居高位，仍以“印人”自居，延续清流风骨。
西泠印社不仅是一座艺术丰碑，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
吴昌硕以篆籀为骨，融金石气韵，毕生研习《石鼓文》，自谓“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晚年变法，将石鼓文原本规整的篆书化为欹侧险峻、浑厚苍茫的独特风格，线条如铸铁般凝重，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
隶书取法《张迁碑》《石门颂》；行草融入篆隶笔意，以中锋行笔，遒劲如枯藤老树，代表作《行草诗卷》如龙蛇飞舞，气势撼人。
他的书法笔法渗透于绘画，如画梅枝如篆书，写荷茎似草书，形成“金石写意”画风。 将治印的刀法转化为笔法，行笔如凿石，形成“钝刀硬入”的独特力道，字中可见斑驳金石痕迹。
代表作《石鼓文四屏》（上海博物馆藏）：晚年巅峰之作，字形开张，墨色焦润相生，如千钧铁骨立纸面。
《临石鼓文轴》（故宫博物院藏）：突破原帖结构，强化疏密对比，被誉为“活石鼓”。
《行书自作诗卷》：行笔如风卷残云，笔势连绵中见金石铿锵之韵。
“一月安东令”印：自嘲曾任县令仅一月，边款刻狂草诗文，刀笔合一，豪气逼人。
吴昌硕受业于俞樾、杨岘，学习训诂与书法；与任伯年亦师亦友，任伯年曾鼓励其“以篆籀笔法作画”，助其突破画艺。
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等皆受其影响，齐白石诗之“老缶衰年别有才，金石丹青一例开”。
他 自称“三十学诗，五十学画”，实则谦辞。其画早年受任伯年指点，后以书法、篆刻功力反哺绘画，大器晚成，七十岁后画名日隆。
1920年华北旱灾，他联合海上书画家义卖作品，所得尽数捐赈，自题“书画本是济人物，敢比千金一粒丹”。
友人赠其古缶（陶罐），吴昌硕爱不释手，遂以“缶庐”为号，并作诗“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彰显其朴拙自然的艺术追求。
晚年耳聋，自刻“聋于官”“大聋”等印，戏称“官聋两不误”，淡泊名利之心跃然。
齐白石赞：“余见缶老六十岁前后画，尚未能自立门户……八十后则遒劲苍古，无人能及。”
潘天寿颂：“昌硕先生以金石治印之法治书，更以书入画，开一代新风，实为近代艺术之转捩点。”
日本艺术界誉之为“中国最后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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