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就是互相推诿、效率低下，而且地方官普遍不愿意承担责任。只是按惯性继续维持名存实亡的封禁，此时荆襄距今开垦的流民已经突破百万之众，朝廷也不派官员去治理，也没有在这里重新设置州县。
上百万民众在地方官的怠政下被弃之不理，荆襄地区逐渐成为天下流民的乐园，为了各自能生活自保，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团体”，说穿了就是自订规矩，说好听点他们在这里能够自由耕作、开采矿产、采伐林木，建立起了自己的世外桃源。
不过各地农民的大量流失让官府和地方豪族失去了劳力，很快有人上书朝廷要求不准本地民众外逃，而且要求荆襄再度封禁，甚至想将已经在那里建立家园的流民全部赶回原籍。当然这会让这一地区局势整个失控，后来荆襄相继爆发的大规模流民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一个社会的群体被划分成士、农、工、商，这些群体之间各安其业、互不干扰，在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划分状态，更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状态，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
荆襄流民问题是整个明朝中叶最大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因循守旧、不愿意面对现实，又受到地方士绅出于自身私利而形成的舆论压力，把本来可以成为朝廷一大税赋来源的荆襄流民生生逼到自己的对立面。后来镇压荆襄流民数次起义，耗费白银千万两计，最后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流民在当地开垦的权利，被设置了流官管理。荆襄一旦稳定后发展很快，人口和经济都飞逝增长，甚至成为了华中一带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是明代中期以后流行的，其中荆襄流民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而这一次朝廷委派原杰去治理荆襄流民的附籍，就是明白了荆襄流民靠封锁、驱逐，杀戮是行不通的，朝廷才不得不接受，让原杰抚治荆襄流民，看看，把以往的镇压，变成了抚治，这就是一个转变，往年来，大明对付这些流民采用了边关的防守办发，以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的办法来防止流民的重起流入，但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饥寒交迫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朱见深也是很无奈，升任为左副都御史的原杰前往规划抚治。
章子俊知道，在往后的几年中，原杰又以襄阳府所属郧县居竹山、房县、商县、洛南、上津中，修筑道路，且距襄阳甚远，山林深阻，将吏鲜至，遇事发难以驭制，便拓宽其城，设置郧阳府，以上述各县附辖。还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另于西安府增山阳县，南阳府增南召县、桐柏县，汝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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