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并没有沿着前人开辟的正确方向走下去，也没有因为和西洋人接触而借用其新工具，扩张新材料，而是煞费苦心地在那里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样文章。更有甚者，不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就连别人正在使用的新材料也加以抹杀，如甲骨文字，外国人都在极力搜求研究，而我们语言学的“大权威”，却将其视为赝品。这在观念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个大倒退。”
总之，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发达早，有光辉的历史，但近代以来却落伍了。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是近几百年才发达起来的，但发展的水平却远远超过了中国。
判定历史学和语言学进步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傅斯年说：“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前者是所谓“科学的研究”。后者则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比如仅以《说文解字》为本体去研究文字学，是学究的研究，只把《说文解字》作为一种材料，同时使用甲骨文、金文去研究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按照司马迁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种直接材料，大到方志、小到私人日记，远如考古发掘、近到某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条理出来，则是科学的本事。
“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方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便不断发展提高。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研究，从《说文》的研究取代汉简，到阮元的金文研究识破《说文》，再到孙诒让、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不断扩充，学问一层层进步。在中国历史学的盛时，材料用的也很广泛，“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可是到了现在，中国的学者不仅不能扩充材料，去搞地下发掘，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材料，如敦煌文献、内阁档案等，也坐视其毁灭、外流，却又在那里大谈“整理国故”，这样怎能进步！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使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很多，但没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现代的历史学已经成了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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