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站在敌对一方，具体指挥此战的同军统帅牛皋则有不同见解：
夏国统治者多年来穷兵黩武，对内压榨、对外掠夺的凶残都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权。
其上层欠下的累累血债迟早要还，对他们来说，坚持下去也许还有活命的希望，一旦放弃，就可能遭到无情清算。
事实上，大同在新占领地区展开的社会改革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相比于宋、辽、高丽等国的百姓，夏人的“戾气”更重，更难被“驯服”。
但其国的底层百姓只要被发动起来，就更“忠诚”，也更热衷清算曾经残酷压榨自己的各类贵人——并不限于党项族。
这使得大同对夏国的消化相对来说更加简单粗暴，效果显现也更快。
这些底层夏人一旦沾染了贵人的鲜血，通常会变成最坚定拥护新官府统治的兵卒或共建会基层骨干。
任何事务都有一体两面，简单粗暴见效快的社会改革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
在一系列的清算中，夏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沉重打击，更将部分原本可以争取的摇摆势力推到了大同的对立面。
其实，早在伐夏之战开启前，大同朝廷就专门研究了夏国的改造计划。
同对待辽、宋、高丽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一样，胸怀天下的正乾皇帝并没有想过要对夏人赶尽杀绝——因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夏国百姓，无论番、汉，只要愿意放弃抵抗，大同帝国就能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具体政策也类似于宋、辽等国大族——分宗、迁籍。
稍有不同的一点是“改信”，或者说接受“汉化”。
李乾顺亲政之后，虽然反其曾祖李元昊化汉为番的举动，大力推行汉化改革。
可这种汉化却是出于稳定李氏政权的需要，改革也很不彻底，导致其国上下层严重脱节，底层夏人仍然番化很深，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方为大一统。
即便是小国寡民，要想长久稳定，也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
至少，大部分人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才行。
疆域越是广阔人口越是众多的王朝，越需要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和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不然的话，内部就会陷入持久的纷争。
徐泽决定对夏人实行更加深入的汉化，并不是为了什么“汉化天下”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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