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以及在不断的战斗中锤炼，战斗力依然可疑。
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赵构听取了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的建议，遣使入同宣告新宋成立，正式向大同帝国叫板。
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被大同打怕了的臣子反对。
这些人生怕朝廷过于高调，会引来同军的报复行动。
赵构却认为大同灭宋之心不死，新宋根本藏不住，也不应该藏。
唯有主动应战，才能赢得喜欢邀名的正乾皇帝正视，还能借机扩大新政权的影响力。
这套说辞很迷，并没有多强的说服力。
任何异常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原因。
“汉水大捷”之后，同军停止了对赵构的疯狂追击，给了其人喘息之机，让一度计划继续南逃的新宋行在暂时留在了江陵府。
没有了迫在眉睫的压力，原本就勉强凑合在一起的朝臣们便开始闹腾起来，“战与和”“进与退”的争论充斥在每一次朝议之中。
而类似于放弃陕西引同夏两国大战，征召野蛮敢战的南疆夷人对抗同军，编伍福建、广南疍民奇袭大同水师等各种古怪言论，也大有市场。
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大宋肯定是因为自身肯定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才会被新崛起的大同摧枯拉朽般覆灭。
新宋政权能够动用的资源大幅缩水，要想打败大同中兴社稷，就必须亡羊补牢，下狠心解决道君、渊圣两朝遗留的严重问题。
找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简单，找了上百年问题的大宋士大夫们更是极擅此道。
任何一个问题都能找出一堆的原因来，绝对不重样。
每个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吊打几个月前才死在潭州的蔡京老贼。
朝臣们的思想混乱无比，根本无法统一，各种扯皮不断，导致皇帝的任何决策都会有人反对，同时也会有人支持。
纷纷扰扰中，赵构遣使沟通大同的决定勉强得到通过。
为了减少阻力，其人只派出了以尚书比部员外郎万俟卨为首的低级别使团。
赵构在这个时候坚持遣使入同，其真实目的当然不是向大同宣战。
汪伯彦的建议之所以能够打动其人，乃是此举可以解决赵构最致命的法统问题。
大宋灭于大同之手，可绍继大宋社稷的赵构要想坐稳江山，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取得大同正乾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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