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敢提出“天理即人欲”，就是因为在他将“人欲”和“兽欲”区分开来之后，大多数人就会站在他这一边。为什么？因为正本清源之后会发现，儒家本来就是一门“入世”思想，而“入世”是要做事的。
摆清高、谈心性，屁都不懂，却谁都敢于批判，偏偏除了批判之外自己屁事不做。这哪是儒家？这是犬儒啊！
高务实这些年发表的“学术观点”不算多，但其中对这种“犬儒主义”批判却不少，而这么做的目的也正是要突出实学派的“务实主义”。如果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但并没有明确一个人具体应该“行”什么，那么高务实提出的就是实事求是，并且明确指出了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呢？不是泛泛而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是“发展生产力”，并且“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换句话说——别瞎逼逼，都给老子去做事，去想办法生产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问题不可怕，一边出现新问题，一边想办法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想做点事往往需要“托古改制”。是的，托古改制在中国有独特的社会基础，因为中华文明在周公之后，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去掉了“神灵崇拜”而转为“祖先崇拜”。
尊重客观现实是高务实一贯的行事风格，那么就来托古改制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状元，也知道他的本经是《易》，因此他就从《易》开始论述。
他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这儿了，因此别人需要说得玄玄道道的东西他敢于直抵本原——什么是易？
按照高务实直白的观点：“易”就是变化，而《周易》，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世界在不断变化，而你不能改变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由此，高务实对《周易》的论述就能浓缩为四个字：变与应变。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高务实对大明的思想理论体系——甚至中国多年来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大颠覆。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是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个思维的，或者也可以说，农业社会本身也很难产生这种思维。
道理并不复杂，农业的进步是很难的，它很难自行产生跨越式的发展。以“耕地”这件事举例：出现个金属犁就是大突破，出现畜力拉犁又是一个大突破，然后呢？然后在犁地这件事上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因为农业社会能利用来犁地的“力量”巅峰也不过就是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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