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调整征收比例和征收序列。
由于税法改革这一块从头到尾都是高务实在负责，“全盘考虑”这玩意儿只有高务实脑子里有规划，其他人包括户部的四位侍郎都不知道，或者都知道得不甚全面，因此只要高务实不在，别人根本顶不上，望着收支表全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你说，先大致上处理一下难道就不行吗？根据经验、对照收支表做点细微调整难道也不行？还真不行，因为今年开支巨大，谁都不知道这“百川”一般的税收细流最终应该汇成多大一片“海”。
这“海”可是有明确作用的，万一收少了，西征军那边补给不足吃了败仗，几百年来第一次出兵收复西域的大战略因此受挫，谁敢背这么大个黑锅？
至于你说，可以先就着西征军的用度，把救灾赈灾这边当做可以调剂的用度行不行？也不行，因为现在救灾赈灾已经被纳入考课法的考课范畴，尤其是你当地如果闹出流民潮导致民变，那对于官员考课可是致命打击。
换句话说，你内阁和六部这边敢扣地方官员原本应该拿到的赈灾款，那人家是真敢跳着脚上疏骂人的。考课法一年比一年严格，不止是对地方官的压力，反过来也会倒逼中枢的处事态度。总的来说，就是大家都只能一天比一天严格，可以“调剂”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小了。
以上还只说了税收这一块，实际上“财政”这个概念比“税收”要大。自从高务实执掌财权，大明朝廷已经从典型封建社会的那种“只要百姓不造反”逐渐在往“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度。
换句话说，地方官员想要考评优异，除了维稳这个永恒指标之外，还要讲“GDP增速”了。正如高务实三十年前就和高拱提到的过的那样：一个好的县令要能让当地税收连年上涨但老百姓却不会产生怨言。
高拱当年认为这很难，大概率会导致县令连年加征，同时对当地百姓的反对声音加强打压，最终就是前几年出成绩，而达到临界值之后直接爆发民变。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典型思维，即便高拱也很难跳出其外，因为在他们眼里，社会生产力是恒定的，你但凡多收税，一定只会导致老百姓负担加重。
实际上，大明在朱元璋时期定下的商税之所以低到几乎能忽略不计，思想根源也出在这儿——朱元璋不是不收商税，他也是收的，只是他认为商税一旦收多了，物价立刻就会上涨，因为商人最是奸猾，他们是不肯吃亏的，所以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因此，他就把商税一降再降，最终大明的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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