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确定用经济手段给日本内战再上一道保险用以加强对战争进程和烈度进行控制的高务实没有料到，经济变化同样也在大明内部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政治变化的根源。
其实，高务实做了这么多年改革，其中很多方面都涉及经济，但直到如今才引动政治变化，这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可以这样假设：如果现在的欧洲各国如大明这般，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出现如此程度的经济变化，没准国王的脑袋都可能搬个家。
这不是夸张，也不是随意比较，因为按照原历史的发展来看，再过几十年英格兰就会因为底层经济逻辑的变化，将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推上舞台中央，这个人叫克伦威尔。
大明的经济底层逻辑暂时还没有颠覆性的变化，经济主体依旧是“自耕农+地主与佃户”组成的小农经济模式。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大明暂时不会出现“护国公(克伦威尔)”的两大原因之一，而另一大原因则在于中国并非欧洲式的封建君主制，而是中国特色式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马导师提出过“五种所有制”，恩导师完善归纳为“五种社会形态说”，将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GC主义社会。”
“未来”离此时高务实所处的时代还太过遥远，暂且可以不提。但基本可以认定，当前这个时代可以看做从中世纪农奴制社会到锦缎雇佣劳动制社会的变革早期。
然而这里有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马导师还是恩导师，他们所说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以欧洲为基础的，强行套用到此时的中国则明显有误差，并且误差还很大——中国早就不用农奴制了啊！(这里省略几万字，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资料研究，都是公开的，也不涉政。)
后世很多学者研究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兴起，而中国顶多只是“资产阶级萌芽”就没了下文。不能说这些研究不重要，但高务实一直认为他们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其实根本道理反而挺简单，就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经济层面，在于中国代表了农业社会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是政治层面，中国代表了中央集权制帝国组织形式的巅峰。
前者意味着，代表农业社会经济的地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商业社会经济的资产阶级；后者意味着，代表帝国旧有制度利益的统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新兴制度利益的资产阶级。
说到这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