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仁义似乎有范围限制，东海另一边的岛国看起来不在服务区内。因此，甲斐姬不久后收到的飞鸽传书写得非常明白：“……务必精准控制对双方之援助规模，确保双方打到精疲力尽、油尽灯枯为要。非其如此，方能确保后续干涉之顺利，确保异日演儿权威之巩固，切切。所需一应物资，无论军械、粮草、铜钱亦或其余，均准先用后报，以免贻误战机……”
而当甲斐姬看到这封回信时，高务实却在趁着午间休息的闲暇，于户部值房接见几位京华下属的掌柜。
这几位掌柜虽然也叫掌柜，但正如世界五百强的总裁和一家注册资本不到一百万的小公司总裁都叫总裁一样，这些管事可不比京华商社、京华基建、京华船舶之类的掌柜。这么说吧，高务实眼前的这几位掌柜每年业务额加起来还不到上述任意大部门掌柜每年业务额的九牛一毛。
然而，这几位掌柜今天却能得到高务实的亲自接见，可见他们干的活儿虽然“不值钱”，但这活儿本身却很重要。
是的，他们手头的活儿确实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京华在大明“舆论口”的几位关键人物。这几位分别是《京华周报》、《半月时论》、《燕京周报》、《经济旬议》四大京华系报刊的掌柜。
顾名思义，周报是七天一出，旬报是十天一出，半月则不必多说了。值得插嘴一句的是“周报”的“周”，现代人当然早已习惯“周”或者“星期”，但其实中国古代本没有“星期”一说，京华之所以搞出“周报”，原因是高务实当时随手安排的时候忘了这茬，后来为了圆谎才用“星期论”忽悠。
“星期”起源于西方，古代犹太人创制了以七天为一星期的七曜记日法(日、月、火、水、木、金、土合称七曜)。其实早在唐代时，这套七曜历就传入了中国，但并未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直到鞑清末期，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
十九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把基督教中的“礼拜日”带到了中国。渐渐地，中国教徒们也和西方传教士一起在礼拜日进行传道祈祷。这是中国人对西方星期日(礼拜日)的最初印象。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将本国的生活习惯带入中国，在星期天进行休息娱乐。一开始，中国人对此充满了好奇，日子久了，也就认同了，或者说见怪不怪了。
虽然当时上海的《申报》也曾发表社论称“西洋各国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中国应该仿行”，但从认同到改变自身的习惯还是有很大的困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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