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下，是不可以私自在领地里大搞基建的。但是，考虑到上述上杉家的情况，实在也是情有可原，因此没有人去追究。
另一方面，德川家康目前明面上的继承人德川秀忠在三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上杉家正在领地内进行建设，在写给上杉景胜的信中也表示理解之意。换句话说，上杉家进行领地建设一事，其实早已通知周边，就连不接壤的德川家同样知道此事。
更重要的是，所谓堀直政告发的说法，在后世只出现在上杉家的史料、军记，以及大名鼎鼎的“直江状”里。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动作，足以惊动远在百多公里外、没有跟会津直接接壤的堀家的话，那么与会津接壤的大名也应该会报告才对，但在史料上却丝毫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记录。
因此，德川家康与上杉景胜之间出现的矛盾，最大的焦点显然并不在于上杉家的领内建设问题上。
真正的问题有两个，一个与藤田信吉有关。这位出逃的上杉家臣逃到德川家康的领国后，没有任何动向可循，他逃出上杉家的原因也是扑朔迷离。一般相信他是因为当时的上杉家完全由直江兼续以及他的党派控制，出身他国的藤田信吉日渐被孤立，最终出走上杉家以求发展。
同时后世还有个可供推论的证据，即藤田信吉在关原之战后，获德川家康封赏为一万石的大名，于是有史学家认定藤田信吉因为挑起事件，让德川家康有机会压制上杉家而立下功劳，才会得到赏赐。
也就是说，这部分学者推测正是因为藤田信吉于二月下旬逃入德川家康领地后，便告发上杉家有不轨举动，使德川家康有了机会出手。
虽然部分学者这么认定，但仍需指出的是关于藤田信吉的记载，除了“直江状”外，基本上在历史上这位藤田信吉没有任何存在感，他的名字也基本消失在史料中，直到关原之战的封赏中才再次出现。
因此，他到底是否告发上杉家(或者说是诬告)，也只有上杉家的记录中出现过，并没有自他史料可以左证，几乎可以认为是个孤证，按理说是不应该采信的。
第二个原因则是上杉景胜身为顾命大臣之一，后来到了庆长五年初春仍然没有上京，向主君丰臣秀赖行礼贺拜。
实际上，当时在京都、大坂，上杉景胜没有上京的事早在四月初便成为话题。比如四月初八，岛津义弘在写给岛津家久的书信里就曾经提到：
由于景胜不上京出动，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多番斡旋，但还是无果而回。尹奈昭纲(此人为德川家臣)将于本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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