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二位阁老来到赵志皋的值房，等观政进士为他们奉上茶水，两人便分东西对坐。沈一贯并不开口，只等赵志皋解释。
赵志皋叹了口气，道：“蛟门兄，愚意大丈夫能屈能伸……”
“且住。”沈一贯只听了个开头便伸手制止，淡淡地道：“一贯虽然愚钝，但这些道理却也不劳濲阳公教训，否则，一贯也只好用‘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来作为回敬了。”
赵志皋窒了一窒，打算换个角度来谈，于是道：“方才蛟门兄提及故乡，志皋倒有一问：自高日新秉财政，我浙江民间是富了还是穷了？”
沈一贯微微皱眉，顿了一顿才道：“有道是‘钱塘自古繁华’，浙江固富，其与高日新何干？”
“果真无干耶？”赵志皋摇了摇头，道：“我知乡梓诸公皆以为商税乃是恶税，然则方才蛟门兄所吟柳三变之词便是出自宋时……试问宋时商税如何？”
沈一贯愕然一怔，继而闭口不言。
呃，这要说宋朝的商税，那就有点打沈一贯的脸了。
商税收入是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两宋三百年间，商税征收与日俱增，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家的财政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进程中，宋朝认真的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商税制度。
宋朝开国之初，对商税征收即十分重视，制定了商税则例。陈傅良就说过：“我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
这里的“则例”即是对商业活动征税的条例和规定，它打破了割据时代诸国的地方性征商体制，而代之以全国性、统一的征商条例，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品流通，限制税务征收畸轻畸重，保护商旅。
当然，具体的执行情况也要做认真分析，商税则例的内容前后也是有变化的。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制定的则例称：“凡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盐皆算。”
从中可知则例起初只列应税物名，具体税率方面，过税按货价的2%、住税按3%计算，但没有各色货物税钱的数目。
为了促进商税则例的执行，宋朝政府还采用揭榜置壁、公之于众的办法，把应当纳税的商品名目令各级政府书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的墙壁上，“当算之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
这个制度对于限制地方政府私增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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