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于《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所述，以相权之膨胀,论君权之弱，或以相权之萎缩,论君权之强横者，皆建基于一项前提：即是皇权与相权之朝廷权力之总和为永恒不变之定量，故相权与君权为此消彼长之敌对关系，而以相权分皇权、乃至制衡皇权之说，也就因应而生。
然则，朝廷之权并非永恒不变。以相权牵制皇权之前提，也就不攻自破。且皇权往往可透过赋予宰相更多的权力，乃至亲手栽培权相，以提高相权及皇权之总和的朝廷权力，待宰相离任，便可将宰相所拥有的朝廷权力，转为自身权力，提高皇权。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有吕颐浩及秦桧两例论证以上观点。
南宋建立之初，军权掌握于大将手中，不愿听朝廷调遣，而高宗之军队也仅为数千人左右。高宗面对如此窘境，其解决方法便是赋予吕颐浩干预大将军中的人事、财政之权。
然宋代宰相本应无干涉军、财、人事之权，吕颐浩获得了比一般宰相更大的权力，若以相权牵制君权论来看，高宗的权力理应因吕颐浩的权力膨胀而随之萎缩。
但事实上，却是高宗得以借此收回大将权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加强其自身君权。而高宗于南宋建立之初，仅有几千人卫队的窘境也得以解除。故所谓相权牵制君权论，也就不攻自破。甚至可以说，宰相只是君主集权的一种手段。
再以秦桧为例。女真以送还高宗之父的棺材，以及释放其母亲并归还河南地区，作为宋朝贡献岁币及承认自身为金国之附庸的条件。高宗本人乐意接受。
然而朝中反对甚是激烈，加上手握兵权的大将主战，让高宗和议之意愿难以贯彻。而高宗的解决方法，则是将秦桧扶植为权相，即是唯一的宰相。再授以秦桧负责和谈之权，使其余官僚不得插手。
加上秦桧将主战的三大将召回朝中，使其与军队隔离，除了将军队重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更将主战声音的影响力抹去。
这些都使高宗的和谈意愿得以贯彻，并解决了高宗夙夜担忧的将领权重问题，使朝廷权力得以巩固。而在秦桧死后，这些已增长的权力，便转移到高宗手中。
高宗更以打击秦氏家族作为“消除秦桧擅权流毒”的手段，提高自己的形象以及地位。然秦桧所行之事，实则为高宗之意愿。
由此可见，所谓权相，也不过为皇权集权过程中的代理人，以及君权巩固过后的替罪羊。
再者，相权仍需以皇权作背后支持，虽不能说相权与宦权相同，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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