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武将看待战争则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然而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将的培养单纯强调武勇而轻视谋略。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情况，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会出现问题了。
像宋代文官那样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战争的明代文官统领武将们作战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尴尬的现象：武将领兵快速投入战斗会被文官指责为轻敌冒进、好勇嗜杀；武将选择等待有利时机再出战，又会被文官指责为畏敌避战、养寇自保。
这样一来，武将就完全成了朝廷的战争机器，彻底失去了战争中的主动权。而如果统领武将的文官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那还好说，一旦文臣统帅像杨镐那样，等待明军的就只能是萨尔浒那样的惨败。
最糟糕的是，在没有高务实这个穿越者出现的原历史上，为了防止武将势力抬头，文官们还拒绝一切有助于提高武将地位的建议——即便这些建议的出发点其实是希望提高军队战斗力。
比如隆、万时期，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过整训明军的计划，结果其中的建议大半被文官否决(保留了很小一部分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如戚继光在蓟镇轮练各镇之兵多年)，大明从而错失了最后一次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良机。
当然更加严重的是，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文官轻视武将、武将对文官阳奉阴违。这种情况下，文官和武将在战争中离心离德就成了一种必然，再配合上大明糟糕透顶的财政制度，结果就是像松锦大战那样的惨败在末期明军中不断上演。
正是由于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明末才出现了国家军事形势由主要领军文官的军事素养决定的诡异局面。当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军事素养较高的文官在时，明末的军事形势看起来就很好，而当他们先后阵亡或被俘后，明末的军事形势就瞬间急转直下，并最终在不久之后灭亡。
灭亡的原因当然不仅仅只是能打仗的文官们损失殆尽，高务实一直坚持认为财政问题才是首要原因，正如同后世公认的那个道理一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经济是政治的根源。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烂透了，政治必然一塌糊涂，于是战争也肯定是“费拉不堪”。而如果经济强大，国家就算在战争决策、战争指挥中出现很大的问题，最糟糕也无非就像是带英打出布尔战争那种国际笑柄之战——场面虽然极度难看，但最终它还是能赢的。
这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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