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圣母下去，他们自己搞不好就先完蛋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啊，对立党派的威胁可比国家衰败的威胁大了去了——这个道理看看明末的东林党就知道。
一个即将没落的政权从来都有相似的麻烦，即“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我不能去改变，因为我一旦去改变，首先我自己就完蛋了”。
这个道理，后世有学者总结为利益集团纠缠压制下的“不可作为”。就好比原历史上明末的“江南士绅抗税(不一定都是暴力抗税)”，明末根本解决不了，因为大量当权派都是江南利益集团的人。
到了鞑清初年，这件事得到了暂时的结果，但原因是当时的鞑清上层统治阶级与江南士绅没有多少利益纠葛，江南不交税损失的是他们的利益，故他们能毫不客气地打压。某位榜眼仅仅因为一文钱的欠税没有补齐，就被革去功名，以至于世人言“榜眼不值一文”。
然后呢？到了鞑清中后期，江南抗税再次成为主流，并且宣告抢救无效：因为那个时候的上层统治阶级和江南士绅的利益已经捆绑住了，不可能对自己动刀。
实学派之所以能强行在江南清丈田亩，一方面是托了海瑞的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拱不是江南出身的首辅。之所以能在江南征收商税也是同样的道理——高务实领导的是北方商业联盟，又不是南方商业联盟，他压制南方豪绅富商毫无心理压力。
而且本身高务实作为一个在此时代归属感比较有限的穿越者，他对于国家利益的看重远高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人，因此他带头缴纳了大量税收。
北方商业其他巨头们衡量利弊之后发现，即便缴税也还是跟着高务实赚得更多，于是也只好认可了缴税。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商帮拒绝缴税的合法性也几乎消失殆尽。
所以，能在大明已经建国两百多年、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完成这么多改革，不客气的说，无论是历史上的高拱、张居正，还是这个时代的高拱他们那一辈，都只能开个头，多半不可能彻底。
只有高务实才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既可以带领旁人创造和收获更多财富，又能够以超脱时代局限的层次来放弃一部分原本可以自己获取的利益。换了旁人，这两点总有一点做不到，然后就只能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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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半个月仔细研究了一些冷战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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