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有限)保护。
这里多说一句，《社会契约论》里的“社会”，英文是Social，意思本来就是群居、人群，当年日本人自作聪明地误译为“社会”，结果遗患至今——人家的本意和中国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有区别。
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是基于个人授权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个人(选票)授权，政府对个人的责任是有限的(个人层面的契约范围之内)，个人(选民)关注的是，政府是否损害个人权利(根据契约)，而不是政府能否对自己提供充分的保护。
既然个人让渡的权力本就有限，那么政府的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打个比方，过去欧洲人的决斗，一定要在现场的法官、警察监督和公正之下举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法官和警察的责任，是保障决斗的过程符合契约，而当事人的生死结果并不在其责任范围之内。
这就是基于个人契约的、有限责任的政府，即小政府。
但中国不同，历来中国的政府都不是基于个人契约、个人授权的，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从古至今，中国的政府都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授权、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或战争获胜)，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汉文化中，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朝廷也好，政府也罢，就都必须“以民为本”，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总责。
这就是基于社会的、无限责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个对比，美国警察救人只是一种“工作服务”，这个“服务”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满足。而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
所以在后世，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动不动就被警察拔枪毙了，但中国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因为涉嫌执法过度，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
这就是区别。(注：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应对疫情是“三尽四早”，而西方只能“群体免疫”，连作业都不会抄。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他们做不到的问题。)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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