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当时人在苏州，自然很清楚这件事是瞎扯。风灾倒是真的，造成的影响也的确是有，可是这事和征收粮税税款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朝廷收税的额度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因为你受灾而变动额度。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皇帝特批，某地因受灾而免税，或者明确准许某地某年减征多少。
朱翊钧前些年因为朝廷比过去富裕了不少，经常性批准减免税收，其中以皇庄改革的那一年最狠，全国各地加起来减免税款高达七十万两，虽然当时高务实不管财务，也差点被气死了。
在经过他的劝谏之后，朱翊钧才有所收敛，后续这几年，每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免税、减税大多保持在三十万两以内。至于去年，因为定策了要开藩禁，朱翊钧在这方面更加严格，全年减免只有十四万两，而这里头基本没搭理江南风灾这一茬。
换句话说，南京户部说少收了七万多两税银是因为风灾，这个理由首先在法理上就站不住脚。
其次，江南风灾虽然肯定会对经济造成损失，可江南粮税早就不依赖江南自产的粮食了，江南诸省自己都要从湖广买粮，这江南风灾怎么影响粮税？湖广粮税也归南京户部管，但湖广又没风灾，更不可能影响。
不过去年风灾到底还是影响了一些经济活动，比如桑树如果被吹倒就会影响蚕丝产量，织厂、纸厂等工坊在风灾天下也没法开工等等，所以受灾害影响更直接。
这些人里头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锡爵这样官商两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灾之后得找点手段弥补。
粮税减少，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户部不愿得罪的人。
王锡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当然首先就会认为高务实是盯上了这件事，继而要把手伸进南京的财政大权里来。
申时行和王锡爵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双方的利益始终是比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后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布置。
申时行给南京方面的心学派高官再次写信，提醒他们不要只顾着自己写自陈，还要多关注手下的心学派僚属，至少在给他们的考语上一定要往好了写，同时也要在其他各个方面注意“保护干部”。
王锡爵则更直接，首先给自己家里写了信，让他们把账目好好整理一番，务必让每一条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码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过分，以免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出了什么纰漏。
紧接着又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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