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被清宫留用，是因为皇室对人参的消耗量很大。
据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还写过一首《咏人参》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嫔、公主也服用人参。乃至慈禧也常吃人参，其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十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三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这种特别赏赐。
有了皇室带头示范，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
最后一条则是江南的“温补”文化，迎合了人参迷信的盛行。大概也是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古怪的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评非常到位——当然，他所说的“外邪入里”云云，高务实觉得也比较玄乎，只能理解为病毒感染什么的。总之当时很多江南医生都喜欢开补药，而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数人参。
医界的这种风气，其实也是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既然“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那么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也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
鞑清对人参的神化影响至高务实穿越前，当时仍有很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但科学检测早已证实，被认为药效最强的参根，主要成分与胡萝卜相似；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也仅表现出很低的药性。
唯一让高务实不敢完全否定人参的原因，不在于人参本身，而在于中医用药与西医有很根本的差别。
西医用药通常很直接，我这个药是治什么病的，你就用于什么病，它的药效是很明确的，指向性很强。但中医则不同，中医讲究君臣佐使，同样的几味药，哪怕只是搭配的分量不同，有时候药效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可能不是针对同一种病的，这就复杂了。
高务实不通医学，虽然他很相信现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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