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六年八月潞王奏讨开始，至二十一年十月拨勘工作结束，共历时五年，潞王终于获得了四万顷土地和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实际上，自明中期以后，投献之风愈来愈盛。早年景王之国时，投献的数量已相当惊人。
万历年间，投献之风更烈，以至在万历三十四年《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还特别提出：“小民因差役苦累，将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百姓不许私卖田产予王府，除以前置买者，姑听家人看守。如仍踵前弊，百姓着有司究惩，宗室长史启王戒谕铃束。”足见投献已为朝廷严重关切的问题。
而投献主要集中的目标是享有特权的王府。时为诸藩之首的潞府，纳献当不在少数。此外，各王府夺买和侵占民产之事史不绝书，于各王庄所在地方普遍存在。
《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亦谓：“有等豪暴强宗，往往擅离封城，于各州县吞占田产，有司知而不问。”
而潞府庄田分布很广，与民田犬牙交错，奸陌相连，夺买、侵占民田之事也会经常发生。
胡仲澜在《王庄议》一疏中以黄陂县摄源乡为例说：潞府奏讨景王遗产，在该乡七十里之内刮得607顷田地，但“(潞府)佃户苦于租重，所争疆界七十里，不思七十里之内有民田数十顷亩。景府原额不过陆佰柒顷，岂得界七十里之多？在佃民多欲增田以减租，在百姓又不欲割地以重差。数年以来，此所以纷纷难定也。”
潞府的佃民尚依七十里之名争夺民产，何况潞王府呢？若无潞王府作后台，岂能因佃民争之而使有司数年不能处理解决？不过是胡仲澜只敢讲佃民，不敢讲潞府罢了。
由此可知，潞府夺买、侵占民产之事当亦不在少数。王毓铨说，“明代亲王获得庄田的途径不外这么几条：钦赐、奏讨、纳献、夺买、直接侵占。”综观潞王府庄田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也不外乎这么几条。其中以潞王奏讨，朱翊钧钦准的四万顷土地为主，其次当有一定数量的纳献和侵占。
这其中的弯弯道道如此之多，李太后一个从小就入王府侍候的女人哪里知道得那么清楚？所以高务实才说有人在背后给李太后出主意。
两人同时沉默了一会儿，戚继光终于还是忍不住了，问道：“太后背后那人，可是李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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