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纳本色，其居住真定府衡水县等户，每引纳银一钱。利国等一十一场岁办入津等仓课米，每石征银五钱其海盈等一十三场折米盐价银，旧例七分五厘，今减一分，各征完，赴司类解。”
应该说，盐课改折，既符合盐场灶户群体的自身利益，也顺应了长芦盐政改革的总体趋势。
盐课折银，“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可谓一举两得。既有效地解决了灶丁因盐斤消融而饱受赔纳之苦的问题，又顺应了商人乐意开中交通便利地区盐场的意愿，从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但是这个制度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与以往盐场运作模式相比，多出一个灶户卖盐得银的环节，而在此环节中，灶户往往易遭遇盐商蓄意压低盐价的风险。
嘉靖时便有人曾指出：“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
二是灶户从盐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离开盐场，改务他业，变得势在必然。特别是在“各场灶滩草场为豪强所侵，或转相买易”之后，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弱灶户，无法保证生产，被迫逃亡。
总之，盐课折布、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余盐买补、盐课折银等政策的，是明廷解决长芦部分盐场盐斤堆积场坨，无商开中支取问题的应对举措。但至嘉靖后期，部分盐场最终出现了“有场无灶”的局面，盐场徒有其名。
于是到了隆庆三年高拱回京起复之前，经直隶巡按御史傅孟春奏准，明廷将益民场并入阜财场，海阜场并人海润场，润国场并入富民场，三汉沽场归并丰财场。于是，长芦盐场的场数由明初的24个减至20个，而这里面有17个被张家实际控制，基本上完成了垄断。
这一次盐场裁并，在高务实看来，实际上就意味着长芦盐场的运作模式，已经脱离了国家设定的发展路径。
即：灶户在盐场生产盐变卖所生产的盐换成白银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发展成：灶户离开盐场，不再生产盐回归原籍所在州县，改务他业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
它所带来了的问题是，在实际的催征灶课过程中易滋生弊端。盐场大使分身乏术，势必将催征灶课的任务下派给灶头或总催办理，这又易滋生包揽灶课，肆行加派，任意延挨等弊端。
而州县官员又“以籍隶灶户，自有专责之员，不加约束，以至藏奸纳垢，任意为非，亦情势所必然”。
总而言之，对于灶户、场官、国家三者均不利。所以隆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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