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固化的阶层占据，此制度因此就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
正统十年，边防大将蒋贵上疏：“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连大同、宣府这等军事重镇之中军田，被占据的现象都如此严重，其他地区可想而知只能更甚。
果然，十余年后，形势非但未曾有所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正统二十二年，“黄绂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作为保家卫国的军人，竟然到了妻子衣不蔽体的地步，可见明中期军士地位何其低下，生活何其艰辛。
明中期“海内燕安”，各地边军闲来无事，于是朝廷频繁调动各地外戍兵卒入京驻防，谁知踏入京城的大明将士却发现，自己成为了朝廷各衙门以及勋贵们的奴隶苦工，什么事都要他们去办，尤其是各种工程，不去雇佣工匠，偏让军兵去做。
因此，士卒都不愿到京轮防，而常常耽误期限，朝廷却仍然不恤军情的对其重罚，轻者前往边塞罚班数月，重者长达年余。在这种极端严苛的军事制度下，军人的地位跌至低谷，因此士卒的大量逃亡乃至兵变，便不可避免的在各地卫所相继发生。
弘治年间，明孝宗朱祐樘意识到国家正步入衰落，便从经济民生、朝堂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孝宗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宽厚仁和、勤政躬亲、励精图治，朝堂上下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
然而军事方面的改革却是积重难返。弘治元年，时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便上言“虽解到卫所，随逃者十常八九。”即便经过对将领家臣的清理，却也只清出了百分之二三，相较于大量兵员缺额，这只是杯水车薪。
到了弘治五年、八年，巡按御史张泰接连上疏：甘州多地田地肥沃之处，均被总兵、太监占据，驻防官军之衣食不足，已经到了动不动就饿死人、冻死人的地步！
此外，不仅仅来京换防的士卒遭到奴役，连同京师“十二团营”京营将士也逃不掉徭役之苦。团营十二万精兵中每年被抽拔做工者多达两万，而且一去便是两到三年，因此连待遇相对于其他边军来说还算“较好”的京营将士也多有逃亡。
因此高务实早就认为，卫所制度不改，兵归将有的体制不变动，这个军事改革换了谁来都没用，甚至让他高务实自己挽袖子上去，也干不成什么事，顶多就是跟李鸿章当年的自嘲一样，做个“裱糊匠”罢了。
可是裱糊匠的工作只能吓唬人啊，他也不是没有做，譬如京华火枪厂和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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