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午间，石头城所有被扣押人等都被提审完毕，而相关的供词也堆积了洋洋洒洒十几万字。倒不是说张闿真的有这么罪大恶极，其中大量供词都有重复。
谯王的乐趣就是看那些台臣们如何攀咬同僚，以解他早年被台臣们排挤之苦，自然不可能真去做那些刀笔吏的琐事。所以，整理供词的任务便就交给了匡术。
等到一应人等被押回建康城，卷宗也被送入了乌衣巷沈哲子家里，删减大半，只剩下寥寥近万字。
沈哲子拿起这卷宗来一看，眸子登时一亮，益发觉得这匡术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些供词中，并未牵涉投敌叛国之类大是大非的问题，最多的反而是一些为祸乡里、欺凌弱小的小罪状。由这一点，便能看出匡术这人的确有些政治智慧。
时下本就是一个宽松优渥的政治环境，即便有所斗争，也都很少下死手。哪怕庾亮在世时，他敢直接杀了宗王，却不敢过分明目张胆的构陷名流。
假使给张闿定下一个谋逆重罪，反而会让时人侧目，而张闿也肯定不会认罪，力抗到底，乃至于发动自家过往积攒的人脉竭力脱罪，一旦闹得众怨沸腾，就难以追究下去，不了了之。别人不说，沈家和陆家的陆玩就是确凿无疑的谋逆大罪，现在照样风光无限。
但像这样看似无伤大雅的小罪，有时候穷究下去，反而有可能将人置于死地！这是因为时下名望比命还重要，这些小罪一桩桩查证下去，牵连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过程中就会将张闿过往的名气乃至于张家所积攒的名望一次次践踏，等到身败名裂时，死或不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更让沈哲子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份卷宗中，匡术在每一桩罪状后都详细标注究竟是何人招供。如此一来，这已经不是一份简单的罪状，有所有招供者的信誉做背书。
其实对于张闿罪状如何，沈哲子并不感兴趣，将这份卷宗翻开一遍后，便让人誊抄几遍，一份送给王导，一份送给陶侃，另一份则派人送往京口行台。
相对于目的的达成，沈哲子更欣喜于意外发现手下人新的才能禀赋。时下的司法程序简单又原始，秦汉对这方面虽然有所探索建树，但在历经三国乱世重典再到中朝的内斗不断，眼下又是崇尚玄虚的年代，诸多律法其实已经荒废良久。
落在具体的行政事务上，由于没有成法旧律可循，许多事情的处理都充满着浓郁的个人风格，很难形成制度化。比如庾亮风格峻整的偏重刑名，比如王导一味宽松的网漏之政。
匡术今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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