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离开了实验室，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没有人。
四百马克，加上之前在红堡那边赚到的，以及哈塞医生给的津贴和房租余下的积蓄，瓦尔特现在手头大概有1500马克的储备金，虽然距离八千马克债务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已经比刚醒来时好得多了。
……
十一月中旬，柏林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冰点附近。清晨的厨房里，火炉烧得正旺，铁炉圈上的水壶冒着白汽。
瓦尔特坐在餐桌前，盘子里放着两块白面包，不仅涂了黄油，还夹了煎过的培根，旁边放着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热咖啡。他吃得很快，狼吞虎咽那般，面包带着培根的油香，以及咖啡的苦味一起滑进胃里，整个人这才暖过来。
这份早餐跟一般租户得到的不太一样：白面包、黄油、培根和黑咖啡。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柏林的中产家庭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奢侈的早餐了。
事实上，这是老房东韦伯坚持要给他单独开小灶，瓦尔特推辞过好几次，但没推掉，不得不接受了。
原因出在两周前，老韦伯的小孙子汉斯得了场感冒，起初在诊所，找了一个医生看过了，开了点药，但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
那日，老韦伯愁眉苦脸地在走廊里叹气时，路过的瓦尔特多问了两句症状，随后他心里顿时一紧。感觉那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号称“儿童第一杀手”的白喉。
同样是军医官出身的贝林医生，于1890年就发现了白喉抗毒素血清。只是那东西制备起来极其复杂，又是要从马匹血液中提取，工艺繁琐，成本高昂，产量极少，属于有钱都不一定能拿到的稀缺品。
好在瓦尔特借助夏洛特医院的医生身份，又动用了哈塞医生和门策尔副教授的私人关系，从国家病毒实验室的储备库里，紧急调配了一支抗毒素血清。
小汉斯在第二天清晨注射之后，烧退了，嗓子里的假膜也慢慢脱落了。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房东韦伯一家，上上下下，就把瓦尔特-科勒医生当成了自家的大恩人。
……
瓦尔特吃完了最后一块面包，又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干净，起身披上大衣，出了门。寒风扑面而来，医生不由得裹紧了衣领，沿着大街朝夏洛特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段时间以来，他很少有完整休息过一天。
每个礼拜的时间，已经被分割成三段：三到四天，属于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其余的，属于红堡的外勤和法医办公室；至于晚上，则留给自己整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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