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那天,李享知把厚厚一沓卷宗,亲手送到了市里的检察机关。那沓纸里,有周师傅当年记下的黑账,有方先生核过的转包合同和银行底单,有那位远走北边、多年不敢声张的老工友按了红手印的证言,还有当年那桩“意外“车祸的车检记录。他没有添一个字,也没有删一个字,只依着白纸黑字的旧账,一样一样,摆到了办案人员的桌上。
那位远走北边的老工友,是他托人专程接回来的。老人家在县城住了一辈子,头一回出这么远的门,一路攥着胸前的布包,进了大门才敢松口气。他在办案人员面前把那口话,断断续续地讲了半日——当年那晚,他是亲眼瞅见有人往周师傅那辆车底下钻的,只是打那以后被人盯得紧,怕祸及家人,才把这事压在心里,压了这么多年。说着,他从布包里摸出一张发黄的纸条,上头记着当晚那个车牌号,字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却还认得全。
办案的同志把那沓纸翻了一遍,又抬头看看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桩埋了多年的灭口旧案,就这样,被人从尘土里重新翻了出来。周嫂子多年后站在派出所门口,望着那张重新立案的受理单,眼泪滚了满脸,一句话也说不出。当年那个老实巴交、把厂子当命根子护着的周师傅,黄泉之下若还有知,大约也该睁开眼了。
办案的同志顺着那条旧线索,访了当年厂里几个还健在的老人,又把那车检记录反复理了几遍。一辆好端端的车,怎会单在那一夜、那一段路、那个人经手的时候出那档子事,一条一条,竟都对得上一个影子。再往下查,那影子终究落到了陆万山早年经手的一张面孔上。案子走到这份上,已不是李家跟他掰扯商场那点输赢的事了——它有了自己该走的路。
陆万山听到风声时,人已坐在自家那明暗不定的堂屋里,半天没动弹。他比谁都清楚那本账一旦被人重新翻开,等着他的就不只是赔钱、退场那么简单。外头的债他能赖,厂子他能交,可那条人命一旦翻了案,他这把年岁,怕是要把自己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他坐在那张太师椅上,把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屋里烟霾得能呛出人来;他那老伙计端着茶进来又端出去,到底也没敢劝。
恰在这时,李享知托人给他捎来一句话,约他最后见一面。陆万山在屋里坐到后半夜,最后一根烟抽到指头烫了手,这才起身,去了。
谈判的厅堂正中,摆着一张老红木桌。李享知坐在一头,陆万山坐在另一头,中间隔着那沓卷宗的影子,谁也没有先开口。半晌,陆万山哑着嗓子道:“李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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